卫景瑗

卫景瑗(1586～1644)，字仲玉，号带黄，明韩城县(今韩城市)渚北村人，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九月十三日，天启五年(1625)进士。初任河南推官，公正廉洁，执法不阿，杖毙豪强、衙蠹无数，直声大振。

崇祯四年(1631)，授山西道监察御史，首劾首辅周延儒贪污受贿事，又劾吏部侍郎曾楚卿邪佞，明毅宗不采纳。救工曹靖科元等人，不避权贵，秉公办事。毅宗任他为巡按，巡察真定府(治所在今河北正定)等。后遭父丧，未等朝廷准假即归里。服孝期满后，任河南道御史，巡视粮仓，改革陋规。枢臣杨嗣昌为了剿灭农民义军，提议增加剿饷，景瑗坚决反对，言道：“天下安危，要视百姓疾苦。今百姓困苦不堪，反而加征，后果不堪设想。”省台王绩灿、吴执御、吴彦芳，俱因谏言被谪，景瑗上书皇帝召还。给事中傅朝佑、李汝璨多次上告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温体仁罪，被皇帝怒下监狱。景瑗为其讼冤，并于皇帝召见时，为二人辩解。同僚担心不测，但景瑗不怕丢官，不畏杀头，仍侃侃而谈，毫不畏缩，直陈己见。毅宗恼怒，降他为行人司正，后调尚宝局丞，又调大理寺丞，晋升少卿，先后平反大案冤案二十余起。景瑗在朝野资望甚隆，理当担任朝中要职，但恰逢周延儒当了丞相，阿谀者为了讨好周，于十五年(1642)春调景瑗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大同。当时晋北一带遭灾，百姓饥寒交迫，疾病流行。景瑗到任后，廉洁奉公，兴利除害，裁减缺丁，厉兵秣马，铸造火器，惩戒贪官，打击豪强，赈济灾民，政绩显著。

十七年(1644)正月，李自成率义军渡黄河进军山西，宣大总督王继谟派总兵姜瓖于黄河边扼守，瓖秘密遣使与义军联络。景瑗不知其变，仍然运筹帷幄，严师厉兵，毕务迎战。后议派重兵防守雁门关，而瓖则消极对待，观望不前。二月十五日，义军攻陷太原，各地农民纷纷响应，所至郡县，无不箪食壶浆以迎义军。李自成挥师北进，先后攻克忻州、代州，宁武告急。景瑗要求派兵援助，而瓖认为非可守之地，拒不出兵。景瑗愤然斥之“国难至此，当同舟共济，何谓可守之地”，并倾囊得950两黄金，发给将士，准备亲自出兵，以解宁武之围，但终因姜瓖等人阻挠未能成行。

与此同时，姜瓖在其兄姜瑄(原任昌平府总兵，曾被关入监狱，释放后投奔姜瓖)的劝说下，决意投奔义军，但是又怕守城将士不从，于是劝代王拿出库存银两、布匹犒赏将士，取得守城士卒对自己的信任。继又散布景瑗是陕西人早已与自成暗中勾结，将要叛变投敌等流言蜚语，离间代王对景瑗的信任。加之永庆王射杀景瑗仆从，更加深了二人之间的矛盾。当时又适逢景瑗患足疾，不能出外理事，于是大同军权被姜瓖独揽。姜以加强城防保卫为名在城门各派自己200名亲兵，协助守城，实则对代王派去的士卒进行监督，等待时机，以便迎义军入城。

三月初一，义军兵临城下，姜瓖将永庆王射杀，迎义军入城，后骗景瑗议事。景瑗乘马而出，目睹满街义军，才知受骗，惊得跌下马来，被义军执见自成。众呼景瑗跪下，景瑗不跪，据地而坐，大呼皇帝而哭。自成劝道：“我乃米脂一农民，今日至此，天命可知”，劝其投诚，并许以高官。景瑗道：“我是皇帝封授的官员，岂有投降做贼之理!”众引景瑗出，顾见姜瓖大骂道：“贼奴卖我，尔朝盟而夕背，神岂能赦你!”三日后，众又领景瑗见自成。自成说：“你真忠臣，我派车马送你回家。”景瑗道：“国破，哪有家可归，你快杀我。”自成道：“我绝不杀你。”景瑗猛然以头碰阶石，血流满面，死而复甦，后命拖出。义军使景瑗母劝其投降，景瑗说：“母年八十余矣，当自为计。儿是国之大臣，不可以不死。”母出，景瑗向别人说：“我不骂贼，为了保全母亲。当时景瑗已数日不食，仍不显馁气。三月初六日，景瑗行至海会寺，南向皇帝哭拜，大呼“臣失封疆，死不尽罪，愿为厉鬼以报。”后与德祗、德敏二子及母诀别，于观音大殿前沐浴、整冠后，自缢而死。

景瑗死后，自成嗟叹良久，念及忠烈，移其家属于空舍，告诫部下勿犯，并给50两黄金，派人护其灵柩归里。其从弟景朝将其葬于渚北村南坟茔。福王(朱由崧)时，赠景瑗兵部尚书，谥号“忠毅”。景瑗历官多年，有“实录”、“奏疏”若干卷，俱毁于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