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正果

原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研究院顾问（部长级待遇）。侯正果同志1910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达县，1932年参加赤卫队，1933年7月参加红军，193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历任红四军十一师排长、连长、红军大学区队长、红四方面军总部警通营政委、中央警卫团第一任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三五九旅营教导员，“抗大”一大队二队队长、副大队长，晋察冀军区特务团副团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晋冀军政干校校长，北岳军区平西军分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侯正果同志历任唐山军分区司令员、河北练兵指挥部司令员、华北军区军政干校校长、65军和24军第一副军长、石家庄高级步校副校长、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副院长、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研究院顾问，1982年离休。1960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侯正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1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宣统皇帝崩溃的前一年，即1910年12月的一个阴冷的日子里，侯正果同志来到了这个贫穷落后，封建愚昧的黑暗社会，降生在一户贫苦农民的家里。他家祖祖辈辈都是以种田为生，始终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没有一日闲，到头没有吃和穿"的艰苦生活。

侯正果同志八岁的那年，他的母亲得了重病，因为没有钱医治，痛苦地抛下了五个子女而死去。次年，他的父亲也因贫病相继离世。年幼的侯正果同志和他的哥哥、姐姐投靠了几乎也是一贫如洗的大伯父。从此，他挺着弱小的身躯，开始加入了劳动的行列，放牛养猪，养鸡养鸭，无所不干。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贫苦农民本来过的就是"烧锅无米煮，借钱没有门"的生活，好像一叶孤舟在那狂风恶浪中飘摇，根本经受不起任何天灾人祸的打击。1925到1930年，大伯父的家境，也由于人口过多，负担过重，再加上连年天旱，土地歉收，以及军阀混战、土匪丛生、拉夫抓丁、苛捐沉重等原因，很快地将田地、房屋卖净而破了产。

侯正果同志从1926年至1932年的几年间，为了生活，他上深山打柴，到河边拉纤，为富人打短工、种田犁地，什么重活、脏活、累活都干过。有时还经常被富人叫去站岗放哨、抬轿当差等，稍有差错便要挨打受气，就这样拼死拼活的干，仍然还欠着一笔数目不小的闫王债。为了活命，为了还债，年青的侯正果同志跟随他的伯父和兄长冒险去放木排。放木排，既艰苦，又冒险，有几次由于水急浪高险些丢了性命，沿途又受到关卡的盘剥，结果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欠账几十块大洋。天啊！这样痛苦煎熬、饥寒交迫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头啊！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了四川的两河口。不久，解放了通江县、南江县、巴州城。实行了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人民政权。侯正果同志和其他穷苦人们一道才得到了翻身解放。当时流传着两首这样的歌谣：红军到了通江县，半夜三更象白天，穷人起来拍手笑，反动军队都跑完；八月桂花遍地开，工农群众快起来，打倒土豪分田地，建立政权苏维埃。次年7月，他在平昌县白衣巷对岸的王火山参加了赤卫队，当时赤卫队的任务，主要是为红军送信带路，筹措给养，建立兵站，运送枪弹，站岗放哨，救护伤员，侦察敌情等等。晚上，还向群众宣传红军政策。赤卫队还要向敌人喊话、唱歌、宣传，做瓦解敌军的工作。十月，赤卫队编入红军三十一团。侯正果同志由于作战勇敢、工作积极、不怕艰苦、团结同志，担任了三十一团新兵营三连连长、管理连长。1934年2月，调该团二营（正规部队）六连当一排长。7月，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2月至9月，侯正果同志随团队参加了在板橙山、岩口、香炉山、镇龙关、苦竹滩一带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战斗。战斗胜利结束后，调红四军教导队学习。10月，调红十一师师部通讯队工作。12月底，部队西进到达旺苍县。次年1月，调红四方面军政治连学习。不久，红军开始了长征。因此，政治连的学习是在边走（路）边打（仗），边教边学中进行的。当部队走到四川天全县时，学习结业始告结束。

为了准备第二次过草地，1935年底，红军大学成立了政治队。侯正果同志任一区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政治队的学习同样是在边走、边打、边教、边学中进行的。学习的内容不仅有党的方针政策、战略思想（总结以往的作战经验和教训），还有过草地的战斗、侦察、警戒、行军、宿营、供给、养兵、用兵、练兵方面的知识。学习内容是紧密联系当前斗争需要的，即干什么，爱什么，用什么。次年5月，部队走到炉霍县时学习结束。

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一带会合。7月，组织过草地。此时，侯正果同志调到红四方面军总部任警通营政委，和全营指战员一道，保卫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朱德总司令及领导机关。1936年12月，长征胜利地到达了陕北保安，侯正果同志于十一月任中央军委警卫团政委。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的第三天，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乘飞机去西安和国民党当局谈判。当时，党中央驻在陕北的保安县城，飞机场却在延安县城的附近。由保安到延安要走很长一段路，而且沿途很不平静。为了保障周恩来同志的安全，侯正果同志奉命率警卫团一营二连执行护送任务。护送任务完成后，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侯正果同志和陈有才同志（周恩来同志的副官）率领二连进驻延安县城。由于这是红军第一次进入延安县城，在一部分人民群众对中央红军并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进入的好坏，其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因而，周恩来同志对做好这一工作的要求也是严格的。由于侯正果同志与陈有才同志认真细致地做好了一切准备，以及全连指战员坚决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为红军在延安人民心目中留下了一个良好的印象。

1937年5月，周恩来同志和张云逸同志受党中央委托，由延安乘卡车去西安和国民党谈判。途经距延安县城四十多里的劳山时，遭到约二百多名政治土匪的伏击，随车护送的陈有才同志绝大部分警卫战士都英勇牺牲，情况十分危急。侯正果同志接到中央军委参谋部的紧急情况通报后，立即和团长一道，迅速组织全团指战员前往援救。由于警卫团行动迅速、坚决勇敢、救援及时，使周恩来同志和张云逸同志安然脱险，受到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

1937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后，中央军委警卫团改为前方指挥部特务团第三营，侯正果同志任营政委。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掀起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高潮，此时，侯正果同志任三十二军二八二团政委。9月，部队改编为后方留守兵团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三营，侯正果同志任营教导员，担任绥德警备、河防警备任务。次年7月，任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二队队长。1939年1月，任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先遣大队一大队副大队长。1940年4月，任晋察冀军区特务团副团长，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以及保卫护秋战斗。从此，侯正果同志进入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又一次开始了他的战斗生涯。他一生共参加大小战斗170余次，有一部分是在抗日战争这一时期所经历的。他的右胸至今还留有被日本侵略者的枪弹贯穿后所留下的伤痕，记录了他为民族存亡而英勇奋斗的光荣业绩。

1943年7月，侯正果同志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三十六团团长，率领部队在石家庄威州一带作战。任务是守住四分区的南大门，堵住从石家庄和井陉方向来犯的敌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组织全团连以上干部，在一年时间里，走遍了平山县、井陉县，以及防岱口地区方圆几百里的所有山头、村落，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有效地打退了敌人数次扫荡。1944年初，该团先集中二个营的兵力，全歼了陉井县守敌的一个排。然后再派人化装伪军，先后智取了防岱口、老虎山、玉堂村等敌人的阵地。这几次战斗共歼日、伪军170余人，缴枪百支，活捉敌伪小队长3人，收复了井陉、防岱口一带的失地，而我军只伤亡10余人。

1945年6月，侯正果同志率领三十六团在平山县李村一带执行作战任务。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17日，接到全歼驻在李村拒绝投降的二个日军小队（实际是一个中队，还有二个伪军团部，一部分伪军）的作战命令后，便马上派出了侦察。此时发现这股敌人正在向石家庄集结，准备继续负隅顽抗。为了不失战机，侯正果同志按分区指示，果敢：迅速展开兵力，边打边侦察，边调整战斗部署，坚决消灭了这股顽抗的敌人。在战斗中，侯正果同志为了便于指挥，将指挥所放在前沿，由于距敌太近，他不幸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右胸。这是他为人民为革命第五次流血负伤，并且留下了后遗症。

在解放战争中，1945年8月，侯正果同志任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参谋长。1946年4月，任晋冀军区军政干校校长，1948年7月，任北岳军区第三分区司令员。三分区在北平（今北京市）以西。辖怀涞、涞水、涿县等地。其任务是：除配合和支援野战军作战，保护华北到东北的兵站，运送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以及接送过往的首长外，同时也派出部队直接参加了解放张家口和保安的战斗，上级解放北平的战斗。

1948年12月14日，侯正果同志奉命率部队进驻门头沟煤矿区（今北京市门头沟区），在北京市军管会、市委的指挥下，当地区委的协同下，肃清了残敌，保卫了矿区，安定了民生，促进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保证了北平（今北京市）几十万居民和政府军、队过冬的生产、生活用煤和用电，配合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全国解放后，侯正果同志先后任唐山军分区司令员，河北练兵指挥部司令员、华北军政干校校长等职。曾同孙毅老将军入朝考察、见学。1954年11月，他以优异成绩从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系毕业后，任华北军区军训处长，与前苏联军队波波罗夫将军等军事专家一起主持华北军区的军事训练工作。1955年5月后，他先后担任六十五军、二十四军副军长，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等职。为保卫祖国，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教育事业呕心沥血。

1960年，为了加速国防科研工作的发展，中央军委决定，将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等单位改编为国防部第十研究院，侯正果同志任副院长，分管行政后勤工作。

对于长期从事军队建设的侯正果同志来说，改行搞国防科研的确是一个新课题。但是他坚决服从命令、不怕困难，以中央首长聂荣臻同志"为科研工作当一个大管理员，作好科研后勤工作，为科研工作服务"的指示鞭策自己、鼓舞自己，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第十研究院下属14个研究所以，及院直单位，总共8000多科研人员、上万名职工，搞基本建设、搞农牧副业生产，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作出了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在解放军总后勤部领导下，在院所职工的一致努力下，为全院生产了60万斤粮食及副食品。1964年4月，国防科委在十院的十四所召开了现场会议，对第十研究院的科研、生产、思想政治、后勤保障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表扬，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1965年，组织上确定第十研究院全体干部、战士、职工集体转业。侯正果同志顾全大局，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带头脱下军装，做出了好榜样。实践了他经常对大家所说的，"能军能民、能上能下、能多能少、能苦能甜"的诺言，不愧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同时也为稳定国防科研队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文革”时期，他因不支持派性、不参加任何批斗会等，同样遭受迫害，举家下放河南。1971年底，他恢复了一部分工作，帮助了很多“挨整”的老同志和干部群众。

1982年，为新中国的诞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近50年的侯正果同志，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了。但是，他没有真正的休养，而是在勤奋地整理回忆录，继续在实现他的"人民送我当红军，我当红军为人民，今虽离休不停步，发挥余热为人民"的誓言。几年来，他整理并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及历史资料，截止1988年1月，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朱总司令种菜》、《长征路上的红军大学》、《首进延安城》、《解放初的门头沟》等十五篇文章、诗词，共约十万余字，不同程度地起到了总结经验、启迪后人的作用。

2002年1月9日，侯正果同志用颤抖的手写下：“不图名、不图利，不怕苦、不怕累，全心全意为人民，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字条。2002年1月12日，侯正果同志病逝在北京医院。

逝世后，胡锦涛、张万年、曾庆红、邹家华、胡启立等同志以不同方式对其逝世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表示慰问。

2003年1月，北京电视台播出纪念侯正果同志的节目《回忆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