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君

学医之路

1876年，张竹君出生于广州番禹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是三品官员，家境富裕。出身于这样一个旧式家庭的张竹君，没有成为深藏闺阁的千金小姐，反而离经叛道地开学起了西医。 

张竹君就读的是博济医院（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附属南华医校。后转入夏葛女医学堂，在1900年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 

1899年，张竹君从博济毕业，成为一名通西医内外科的全科医生，开始了悬壶济世的生涯。在闺中密友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变卖首饰妆奁的资助下，她在广州荔湾开办了禔福医院，自任院长，专为

贫民治病。两年后，两人又开办了南福医院。张竹君的壮举，不仅让她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亦开辟了女界办医院之先河。 

张竹君医术精湛，爱护病人，且擅长演讲，因此极富有号召力。每当她倡办医院和女子学校时，都得到富商太太的赞助。1901年她集资创办褆福医院于西关荔枝湾畔，这是广东第一所国人自办的西医院。不久又创办南福医院于珠江南岸的漱珠桥侧。这两所医院都为平民治病，并在医院内设立基督教福音堂及演说会，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她就召集亲友，在此宣传基督教福音，同时议论时政，倡导新学，提倡女权。南粤志士，多投其门下，胡汉民、马君武等是常客。 

马君武极崇拜张竹君，曾追求她，到日本留学后撰写《张竹君传》刊登于《新民丛报》，有“女权波浪兼天涌，独立神州树一军”的赞语。胡汉民当时任《岭海报》主笔，经常在报上宣传张竹君的事迹。1903年《羊城报》记者莫任衡在报纸上发表《驳女权论》文章，胡汉民与亦拥护女权的《亚洲报》主笔谢英伯起来反驳，双方展开辩论。 

张竹君曾著《妇女的十一危难事》一书，揭露清朝妇女在封建枷锁压迫下的卑贱地位，鼓动妇女起来求自身的解放。在她的带动下，广州有一些妇女走出家门，热情参加社会活动。1901年张竹君在广州与徐佩萱（后改名徐宗汉，广东香山籍上海富商徐润的侄女）结拜为姐妹。徐宗汉倾其积蓄赞助张竹君开办医院和女子学校，以后又带领亲友参加广东同盟会组织；大姐徐慕兰，1911年12月任广东女子北伐队队长，小姑李佩书，女仆黄悲汉、邓慕芬，女友庄汉翘亦都参加辛亥革命工作。 

张竹君1901年在广州创办育贤女学，1902年又与马励芸、杜清持等女士一起创办私立公益女学 ，成为广东开办女学校的先驱。并被称为“女界之梁启超”，在东南亚华人中亦享有盛名。 

广东新会籍外交官伍廷芳的夫人何妙龄女士（1847-？），当时是妇女界的活跃人物，张竹君尊她为谊母。何妙龄是广东南海人，出生于基督教华人牧师家庭。她的弟弟何启，是香港著名医生和律师，1887年在香港出资筹建雅丽氏医院。何妙龄热心医疗公益事业，20世纪初在香港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医院，又支持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医院。 

上海制造局提调李平书1904年12月资助张竹君将育贤女校迁往派克路（今黄河路）。为此，张竹君尊李平书为谊父。1904年11月，张竹君在上海创办女子中西医养病院，自任院长。不久又设有派克路诊所。1905年，张竹君与李平书合办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这是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医科学校。1909年，上海医院成立，张竹君被推举为监院（院长）。 其在上海的影响力不亚于在广州时。 

1904年2月，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展开战争，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东北盛京地区有数万中国人死于战火，伤者无数。为救援战争难民，清政府暗中派人拉入英、法、德、美四国，于3月10日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张竹君随万国红十字会深入东北，救护日俄战争中受害的中国人。 

1905年掀起的反美拒约运动，张竹君积极投身其中。

1905年初，张竹君写信给上海的粤人同乡组织——上海广肇公所，反复强调如果美国华人能与国内人民“合群御侮”，“则拒一美而列强知中国之难侮，拒一美约，而日后见民权之可伸，则此一举也，未此非转弱为强之机焉”。她又指出：“今兹办法，不藉政府，不须使臣，凡吾工商，皆可自为，苟能合群，非但不惧美国，并何惧列强乎。事之成否，在人心之齐不齐耳。” 她相信群众的力量，明确指出只要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一定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表现出张竹君的先知远见和灼热的爱国情怀。不久，在沿海各商埠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上海广肇公所的董事和旅沪广东绅商多次致电清廷，要求政府拒绝在续约上签字。中国人民在反对美国华工禁约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在一定程度遏制了美国种族主义者肆意加害华工的趋势。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随后领导革命党人在广东发动多次武装反清起义，使广东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1907年徐宗汉在南洋槟榔屿加入同盟会。张竹君不久也加入同盟会。徐宗汉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前的弹药运送等工作，起义后与张竹君一起掩护起义领导人黄兴到香港治疗伤口，不久与黄兴结为夫妻。

1911年，张竹君曾被香港同盟会组织派往澳门从事革命活动，向太太小姐们募捐革命经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作战指挥者，武昌革命党人急电同盟会的第二号领袖黄兴，请他到前线指挥作战。10月17日，黄兴偕徐宗汉从香港赴上海

。由于清朝军队对武昌周边地区严查封锁，黄兴夫妇请求在上海行医的张竹君想办法。张竹君立即发起组织上海红十字救伤队，自任队长，以中外人士结队往武汉救伤为理由，让黄兴夫妇扮作医疗队队员，于1911年10月25日从上海乘船出发，28日到达汉口。同船到达的有革命同志一百多人，如宋教仁、田桐、李书城，萱野长知等。 

张竹君率领的红十字救伤队是一支劲旅。武汉革命军与清朝军队的交战中，仅10月28、29两日，就有2000多人受伤或阵亡，重伤者多由汉口转到武昌治疗，张竹君多次冒着炮火乘小划子过江，抢治受伤的官兵。

1911年11月1日，张竹君因日夜抢救伤员，感染细菌手肿大并发烧，才回上海治疗并为部队采购冬衣和药品。张竹君在上海张园各界欢迎会上，就组织红十字会赴武汉前线抢救伤员事发表演说，她说：“余之制服是军装，是以欲脱离十字会而后定自己之方向。十字会须确具有十字会资格，始无负厥职。

如以十字会为发财之媒介物，或以十字会为奸细之传舍居，则大失其宗旨也。十字会必须于罢战时身入战地，抬出受伤者为第一要务，其实效为补两方卫生队之不足；若待其送来，则死者已无数矣。” 她认为时间就是生命，医务人员救死扶伤，就要深入前线亲自抬出伤员到后方救治。体现出她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的高尚品德。 

1911年11月16日，革命军反攻汉口，张竹君率队赴前线救护，途中被清军发现，顿时子弹如注，她们毫无畏惧，按预定时间赶到目的地。1911年11月17日，张竹君的救伤队驻地移往汉阳，她在这天的日记上写道：“士兵一见‘红十字’，频送受伤者来，自朝至夕，应接不暇。”当天晚上她又赶到革命军战时司令部查看伤员，日记中记载当时的情况：“时已夜深，路途不便，且路宽不满三尺，左是田，右是塘，我骑在马上十分惊恐，几陷塘中。到后院一看，满地伤员，盖以棉被，垫以稻草。此时，炮火连天，一夜不绝。”根据国际红十字会公约，红十字人员可以通行交战两方，张竹君与队友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常把清军的部署泄露给革命军，弄得清军十分被动。 

黄兴于1911年11月16日下令部队分三路向汉口进攻，由于下雨，各路部队行动不一致，进攻受挫。1911年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决定到南京搬救兵，于28日率学生军与张竹君等乘江轮赴上海。 

1912年1月1日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张竹君参与组建中华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成为当时女权运动的中坚人物，因党纲多次取消“男女平权”条文，随唐群英、沈佩贞、林宗素、王昌国、张汉英、吴木兰等人多次实施暴力女权。 

1905年，来自广东的基督教徒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上海广东浸信会，并在会所内设立明德小学。1910年将明德学校改为崇德女学，同时得张竹君之助，在会所内设仁德义学。1934年张竹君还在浸信会中设立义诊，施诊给药，首开上海广东浸信会面向会友的医疗服务。张竹君擅长妇科、儿科及皮肤科的治疗，很受会友欢迎。 

旅沪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于1915年创立，张竹君是创始人之一，被推举为副女执事长，前广东夏葛女医院院长富马利女士被选为正女执事长。 

1937年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八·一三”战争打响后的第二天，旅居上海的广东人成立了“广东旅沪同乡救济难民委员会”，很快设立了4处收容所。当时居住在上海的广东人约有12万人，进入收容所的同乡不少带着伤病，需要及时救治，还有少数孕妇，随时可能生育，必须安排助产人员。委员会在总务处下设立了一个医务组，召集医师20名，著名西医张竹君列名其中。 

中华民国成立后，张竹君原先的一批好友如胡汉民等身居要职，而她淡泊名利，终生不嫁，还收养20多名孤苦儿童，抚养成人。张竹君同情穷人，她在广州和上海开办的医院，遇有贫穷的病人，医疗费可酌减，甚至免收，所以她经济上经常拮据，有时还负债。常由何妙龄女士出面为她募捐，才得以度过难关。 

张竹君终身未嫁。1964年，她以88岁的高龄，在上海走完了充满传奇的一生。